罗斯福与他的“智囊团” （一)内容梗概 “他推翻的先例比任何人都多。他打碎的古老结构比任

罗斯福与他的“智囊团” (一)内容梗概 “他推翻的先例比任何人都多。他打碎的古老结构比任何人都多。他对美国整个面貌的改变比任何人都要迅猛而激烈。”这是一个美国记者对罗斯福的评价。 从1933年入主白宫，到1945年去世，罗斯福连任四届总统，打破了美国总统不得连任三届的先例。在13年总统生涯中，罗斯福推行“新政”，使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打击中恢复过来，成为“民主国家的兵工厂”；他与孤立主义作斗争，引导美国踏上反法西斯战争的征程，为战胜轴心国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在战争期间，他致力于与盟国合作，并成为联合国的缔造者之一。总之，作为国际性政治家，无论从内政抑或从外交考察，罗斯福都无愧于那个时代。 就个人教养而言，罗斯福所受的教育未必令人惊叹。他毕业于号称政治家和外交官摇篮的哈佛大学，主攻法律，但他不喜欢法律。作为领袖人物，他之所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，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拥有一个美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“智囊团”，并能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。 早在担任州长时，罗斯福就开始网罗各方面专家，组建顾问班子。到入主白宫时，这个班子已粗具规模，后经挑选、扩充，日臻完备，形成了他的“智囊团”。其人员包括经济学教授特格韦尔、阿道夫？伯利和雷蒙德？莫利这样的经济专家，马歇尔这样的参谋人才，霍普金斯这样的外交活动家。“智囊团”比国务院班子灵活，不讲究资历，甚至超越党派。如霍普金斯在出身、教养和风格诸方面就和罗斯福大相径庭；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海军部长诺克斯则出自共和党营垒。正是这批智囊人物，成为罗斯福做决策时的主要思想来源。 罗斯福初任总统时，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：和危机前相比，美国工业总产值下降了53%，国民收入下降了50%，失业工人达1 300万人；工厂停工、银行倒闭、农民破产。罗斯福的首要任务是应对经济危机。他虽没有管理经济的经验，但却可以运用“智囊团”经济专家们的智慧，使新政府反危机的“新政”得以顺利推行。在“新政”实施最初的100天中，罗斯福签署的15项重大法令的草案，主要都来源于其智囊人物的劳动。如《产业复兴法》融合了特格韦尔、罗伯特等多位专家的不同意见；《农业复兴法》的内容则源于一个农具公司经纪人的设想。借助这些专家的帮助，罗斯福政府整顿银行、恢复工农业生产、兴办公共工程，使美国经济越过了大危机的死谷。到1935年，美国生产、就业和制造业工资总额的指数已得到大幅度的回升。不懂经济的总统奇迹般地恢复了美国的经济元气。 1941年年底，日军偷袭珍珠港，给美军太平洋舰队造成了惨重损失，太平洋战争爆发。一时舆论大哗，美国公众普遍要求集中力量对付日本，这就意味着美国须从大西洋方面收缩力量，削减对英国和苏联的援助，其结局很可能是希特勒德国席卷英伦并危及苏联。罗斯福如何决断，势必影响全球战略形势。此时，不仅斯大林和丘吉尔极为关注美国政策，就是希特勒也死死盯住白宫。罗斯福又一次求助于他的“智囊团”。他的大部分智囊人物，在分析了轴心国的战争潜力、战略地位以后，认为德国是轴心国主力，击败了德国，日本就必败无疑，于是向罗斯福提出了“先欧后亚”的建议。罗斯福据此判断做出战略决策：在太平洋取守势，集中力量于大西洋方面。历史证明，“先欧后亚”是当时最佳的战略选择。 除博采“智囊团”的建议外，罗斯福也把执行权交给智囊人物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比人力、比智力、比科技、比工业和比资源的总体战。指挥作战已不能像拿破仑时代那样凭直觉，而需依靠军事科学。罗斯福远不是军事专家，但他大胆起用军事人才却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。在太平洋战场，他依赖麦克阿瑟和尼米兹；在中印缅战役，他让史迪威独当一面；在欧洲，他让艾森豪威尔全权指挥远征军；在华盛顿，他让可以信赖的马歇尔以陆军参谋长的头衔节制三军。作为国家的总司令，罗斯福不像希特勒那样去背诵某一兵器的月产量，也不像斯大林那样守在电话机旁指挥每一场战役，更不像丘吉尔那样亲抵北非沙漠干涉某一个炮兵连的调动。他很少过问战术问题，这样，参谋长们就有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机会，以军事专家的眼光，独立判断，相机行事。事实证明，这是最符合现代战争要求的指挥结构。总统由此也可腾出时间潜心研究大战略，而去做最高领导者应该做的事情。 在外交事务上，罗斯福的风格也与斯大林和丘吉尔这两位领导人迥然相异。莫洛托夫作为苏联外长，没有多少机会对重大问题表态；而丘吉尔则喜欢不辞劳苦，事必躬亲。罗斯福不同，他喜欢派出享有全权的私人代表执行外交使命。比如派往中国的居里和华莱士就有此种特权。另一个作为罗斯福特使经常被派出的出色人物是霍普金斯。战争期间，霍普金斯多次往返于大西洋两岸。1941年7月，苏德战争爆发的头一个月，霍普金斯即衔命飞抵莫斯科。临行前，罗斯福致电斯大林说：“我要求你对他完全信任，就像你直接与我谈话一样。”其后，每当美苏关系出现波折时，罗斯福就派霍普金斯出使苏联。诸如第二战场问题、租借援助问题及波兰问题等，都因有享受全权又为斯大林信服的霍普金斯到场，而得以按“求大同、存小异”的原则解决。由于绕过许多官僚机构，这种私人外交减少了误解，提高了效率，几乎成为日后美国政府的制度。 总之，罗斯福作为危机年代的领袖，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对具体事务的超脱态度和“智囊团”作用的充分发挥。《美国史》一书的作者拉夫尔？德？贝茨评论说：“罗斯福或许还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知识界领袖，在许多领域，他的造诣并不深，也不是一个见地卓绝的思想家。”或许正因为如此，罗斯福才不像丘吉尔那样，事必躬亲。而强大的“智囊团”却弥补了他专业知识的缺陷，保证了他政治上的成功。这是值得我们各级决策者思考和借鉴的。 资料来源：林波：《罗斯福与他的“智囊团”》，载《决策与信息》，2005(2)。